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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两会故事：酸甜苦辣话提案

——记省政协委员、民革青岛市委秘书长 王夕源

　　

　　2013年在省政协一次会议上，省公安厅相关人员到会面复王夕源委员关于开通110短信报警功能的提案

　　1993年我初当政协委员时，不知如何座谈发言写提案。第一次参会竟一言未发，扮演着“酸溜溜”的学习角色。也许是领导有意栽培，当年就把我从科研单位调入党派机关，成了一名“职业”委员。那时没有岗前培训，我只好拿提案当科研，当年也熬出了第一份提案。从1994年起的上个世纪末，我就先后提交了建立政府社会保障解决养老问题、幼儿园不应实行寒暑假、国有集体企业领导离任调任应审计、公交车不该成为“公仆”的禁区等十几件提案。没想到，这些当年被“笑话”的提案，如今都全部实现了。

　　初试提案的“酸味”
　　在担任山东省、青岛市政协委员的24年间，我共提交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700多件，得了个不知酸甜的“提案大户”绰号。如今，在提倡“参政参到点子上、议政议到关键处”的年代，提案大户常会遭遇“要质量不要数量”等当面被“酸”的尴尬。实际上，仅凭数量多就怀疑提案质量差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。
　　别以为“监督别人”的提案很神气，其实提案最先尝到的往往是不被认同的“酸”味。2004年夏天，有位老邻居找我咨询要起诉打工妹。原来，他隔壁的“团结户”住了一群打工妹，每天深夜下班后的打闹让正常起居的老人们无法忍受。为此，他特意来询问能否“联名起诉”打工妹。显然，这个社会新问题不是个案“起诉”可以解决的，或许是为了安慰，我随口说出了“政府应替民工盖房”的想法。没想到这个点子刚出口，就遭到了老领导的当面嘲讽：“我们市民还没住上新房，你就敢想给农民盖房？”这一“酸”就是5年。
　　2009年老领导退休后，我才提交了《建设民工公寓》的提案。虽然建议还有些超前，但青岛市国土局认为“这份提案质量好”，当年就起草了《青岛市外来工居住规范标准》，用以推进“民工公寓”的建设。5年后，当十八届三中全会“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”写进决议时，我的超前建议也先酸后甜变成了国家保障。

　　品尝议政的“甜头”
　　当政协委员自然也有许多“甜”的经历。我当政协委员的头五年，恰逢俞正声任青岛市委书记。那时，每年政协开幕式都有书记讲话的安排。虽然每次都印发讲稿，但俞书记却少有念稿子的习惯。对此，委员们都说他直面问题的脱稿讲话，比那些官话、套话耐听多了。可以说，正是俞书记的开放思想和鼓励委员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，让我初次品尝了多提提案的议政“甜”头，每年提案都有几十件。
　　显然，更多的议政“甜头”还要来自于建议的采纳。但有时建议不成时，越级上书也能尝到议政的“甜头”。2003年两会，我就青岛大剧院的三个沿海选址方案提出不同意见，但大会却以“方案已公示，选址已确定”为由不予立案。会后，我上书市领导，直言模仿悉尼歌剧院的选址方案，不符合海岸生态环保原则。对此，时任青岛市市长的夏耕批示：“向王委员表示感谢，市政府将充分听取各方意见，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确定选址方案。”

    据此，规划部门专门召开了我与规划局长及多位专家座谈的论证会，最终市政府还是否定了沿海选址方案。显然，这次“上书”起到了挽救沿海自然风貌的意外效果。
　　2011年，为有效解决城市停车难问题，我提出了关于借地铁工程同步建设地下停车场的建议。对此，青岛市委书记李群批示“很有借鉴参考价值”，更让我尝到了议政的甜头。
　　难忘建言的“苦涩”
　　要说议政的“苦涩”，多缘于不被认可或反对。2005年我在青岛市两会提案建议工作交流会上，公开质疑56名人大代表联名“给法院代表联络人晋级”的建议，人大代表应履行监督质询职能，不能改行表扬或提拔官员。意见一出立刻遭到“你有什么资格质疑人大代表”的围攻。虽然我提醒“人大代表不该有高于人民”的错觉，会后也有不少人冲我暗竖大拇指，但当场被围攻的“苦涩”还是终生难忘的。
　　2014年我在青岛市农委挂职下乡督查抗旱时发现，几十年来我国花费上万亿的农田水利工程，却未能解决抗旱问题，现代农业依然要“靠天吃饭”。为此，我写出了《国家应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审计监察》的报告，经全国政协《信息专报》送水利部后获陈雷部长的批示，省水利厅即派调查组来青核查。很快，农田水利“烂尾”工程就解决了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。虽然我反映的问题是我国农村的普遍现状，《人民日报》也给予了报道，但或许给兄弟单位带来了“负面”影响，有关领导多次约谈要我多报“正面”信息，那种出力不讨好的“苦涩”滋味至今难忘。
　　回味提案的“麻辣”
　　虽然体会提案的“麻辣”往往是后话，但其中的风险却早早已埋下。2001年我听群众反映，想打赢官司就得请与法院有“血缘”关系的律师。因看不惯司法不公，当年我就提交了《建立法官与律师近亲回避制》的提案，并以全国先进的某区法院院长之妻就是热门律师为例。会后，办案单位面复时却以“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不当执业行为”为由，拒绝采纳建议。但十年后，这对叱咤风云的法院院长和律师夫妻，被判“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和受贿罪”等双双入狱了。如今回味那个提案的“辣”味，还真有些后怕。
　　2003年，青岛突然刮起了违章停车的“拖车风”，转眼消失的路边停车，给越来越多的车主带来了恐慌和寻车麻烦。为此，我提案建议对违章停车“拖改贴”，《青岛早报》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建议。受舆论的压力和随后国家出台了拖车停车不收费的规定，“拖车风”很快就刹住了。但多年后听记者爆料，那些投资几十万创收上千万的拖车公司，就因我的建议而提前“破产”了，有人还急于找我“算账”呢。幸运的是，我在不知不觉中竟躲过了一些“要命的辣”。
　　2013年省两会前，我对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了两点“辣味十足”的修改意见：一是建议取消“在省委正确领导下”的“正确”两字，因为法定领导无需评价正确与否都要接受。二是建议修改省政府“带领全省人民”的表述，因为公仆没有带领主人的权力。没想到，这两条建议竟被郭树清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分两年所采纳，这在全国尚属首例。虽然改革政治术语的建议更具“辣味”，但体现政治意识的建言更有“品味”。
　　回忆我的两会故事，也让我有机会再次品味了提案的酸甜苦辣。显然，正是提案被采纳的“甜头”远多于被否定的“苦涩”，才是我20多年议政建言乐此不疲的原始动力。虽然我“职业委员”的特殊经历是不可复制的，但提案不惧酸甜苦辣的职业精神却是委员履职所必备的。